从哲学的视角学习邓小平党建理论
邓小平党建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就是以其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特点，突出体现了不仅着眼和着力于“解释世界”，而且更加着眼和着力于“改变世界”。我们深入学习邓小平党建理论，很有必要努力研究和领悟这一党建理论体系生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又通过回答新问题实现了新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牢牢抓住实事求是这个最根本的哲学命题，恢复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为引导全党继承创新、开辟未来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最早把“实事求是”上升为一个哲学命题，赋予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内涵的是毛泽东同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同志的全部活动，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思考，都与恢复和坚持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内容的思想路线密不可分，他使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融为一体，为重新确立和丰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打开了智慧的大门。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成为国人关注、世界瞩目的大问题。从平反冤假错案入手，否定“文化大革命”，端正指导思想，凝聚党心民心，是大局所在，势所必行。但是，“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在“举旗”、“护旗”的名义下严重窒息着党内外的思想和政治空气。邓小平率先鲜明地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在邓小平主导和支持下，一场密切联系现实生活、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主题的大讨论，迅速在全党全国开展起来。其结果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战胜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解放思想中得到了新的发扬光大。
在我们党坚决纠正以往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之时，一些同志主张维护毛泽东的一切言论和结论，另有一些人则乘机极力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否定党的历史和党的领导。在这个紧要关头，邓小平指出：“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纵观党的历史，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关于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样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坚定地表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党的光辉历史。”
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走向未来。邓小平在强调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时候，总是高瞻远瞩，引导全党立足当今世界、当代中国的现实，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坚持实事求是同解放思想的辩证统一，务求保持主观和客观相一致。他说：“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因此，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当有人误解或曲解“解放思想”的目的与内涵，甚至有人借口“解放思想”提出错误主张、引发混乱时，邓小平及时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并强调：“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他明确宣布：“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很明显，邓小平始终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看成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过程。任何离开改造世界这个实践基础，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或者简单等同起来的认识，都将导致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背离，甚至阻碍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
现在，我们党已经有了实践证明正确的前进目标和政治路线，它的内容正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实践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党的思想路线，正在党领导人民与时俱进的奋斗中，进一步展现自己的活力。但是，不能不看到，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进步、不接受新鲜事物的情形；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凭风向的情形；凡是书本和领导人没有讲过的，明明是正确的话和事一句也不敢说、一件也不敢做的情形；急一己之功，图一时之利，说假话、搞形式主义的情形，以及借口"解放思想"，给歪曲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言行贴上新标签骗人的情形，尽管同以往的表现不尽相同，仍然存在于现实生活，妨碍着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结合党和国家正在做的工作，在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中接受新的锻炼，使自己更加成熟起来。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把党肩负的历史任务和党自身建设的目标联系起来，适时确立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主题，为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方向
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就面临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把党建设成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历史性课题。在邓小平的理论视野里，社会主义事业与党的建设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他在提出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思考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１９８０年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党组织涣散、缺少战斗力的状况，邓小平指出“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１９８３年他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这个党建主题在当时提出意义重大。首先在思想观念上，把党所肩负的新的历史任务和自身建设的总要求内在地辩证统一起来了，把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同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内在地辩证统一起来了；第二，明确坚持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又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进一步肯定党必须成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第三，从根本上否定了“文革”时期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建党纲领，在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上完成了拨乱反正。这是邓小平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一个十分突出的亮点。
对于新时期应该把我们党建成什么样的党，邓小平的思考是从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入手和展开的。不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绝不可能正确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邓小平抓住事物的本质，既从基础理论上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又从现实实践上思考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在一系列深刻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五句话的内容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在从本质上认识社会主义共性的同时，邓小平不断地思考和破解如何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领导人民开辟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他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必须立足于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一定要适应这个要求，努力把自己建设好，真正肩负起新的历史任务，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就是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非本质、建设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基础上，从国情和党情出发，对新时期党的建设主题所作的哲学思考。
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特别是经过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的考验和反思，江泽民同志提出，加强党的建设的前进目标，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坚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更加坚强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这样的先锋队必须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坚强，内部更加团结，同群众的关系更加亲密，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至此，关于新时期我们党的建设的主题，概括得更完整更明确更富有时代特征。
创造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联系基本路线建设党，保证党的政治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执政党在明确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任务和奋斗目标以后，能不能制定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且全党一致执行这条路线，是对这个党能不能肩负起历史使命的重大考验。而坚持联系政治路线来建设党，又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一条基本途径。１９８０年２月，邓小平就提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１９８７年７月，他进一步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一再强调要把党的基本路线贯彻到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工作中去，要密切联系基本路线来建设党，从根本上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
全面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坚持“一个中心”，是由社会主义本质、中国国情和执政党的历史任务决定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巩固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相互依存，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必然要求。由于国际国内因素，阶级矛盾还在一定范围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矛盾。那么，什么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呢？邓小平提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强调党要紧紧抓住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绝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多年中，对解放发展生产力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邓小平，同样，讲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得最多、最早、最深刻的还是邓小平。只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使经济上的繁荣活跃和政治上的安定团结互为条件、互相促进，才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地顺利地向前推进。
鉴于历史经验和教训，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同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在邓小平看来，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但那是通过革命的手段，根本摧毁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完成的。党领导的“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这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但不完善的情况下的“革命”，要通过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性质的改革，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增强的问题。这是一场“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在这种情况下，党要把中国十几亿人的意志和力量统一起来，推进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各方面的改革，解决好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复杂矛盾和问题，就必须全面坚持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始终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相互促进的大局。
由于党和国家内部外部种种因素的存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和干扰。邓小平总结历史、洞察现实、预测未来，严肃地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践，每当某种错误思想倾向露头的时候，邓小平总是及时发现，坚决纠正。邓小平强调：“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他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上，邓小平始终冷静判断形势，坚持实事求是。他还从哲学思想的深处指出：“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和右的错误。”邓小平同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确实是唯物的、辩证的，是实事求是的典范。
站在政治任务、政治路线决定组织任务、组织路线的高度，用唯物辩证法认识和解决党的组织建设面临的新问题，以新的思路和改革精神推动加强党的制度建设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就提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在实践中，他始终从保证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贯彻执行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得以实现的高度出发来思考党的组织建设问题。
建设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是邓小平始终极为关注的战略大计。他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邓小平的思考有两点很鲜明：一是坚持从保证实现政治路线的高度看待选人用人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有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二是用唯物辩证的思维制定和执行新的干部工作方针和用人政策。邓小平和老一辈革命家高瞻远瞩，洞察形势，抓住事物的实质，既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又以新的思考创造性地提出了指导干部队伍建设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
邓小平提出“选贤任能也是革命”的思想，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哲学思考和丰富的实践内容。选贤任能为什么也是革命呢？邓小平说：“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革”用人问题上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等陈腐观念的“命”。他一再强调要尊重自然规律，打破看不起年轻人的思想，不能搞论资排辈；不能用自己的好恶做标准看干部，不要以为不拉拢一帮人就办不成事情；要坚决克服在用人问题上不从长远看问题的短视观点；要抛弃个人恩怨，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对待选贤任能。他号召"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做斗争。“通过改革”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邓小平总结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方面的经验，针对存在的弊端，对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以改革创新精神、实践第一观念和辩证思维的方法，用身体力行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示范，开创了依靠制度进行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路子。
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是多方面的，邓小平的主要注意力始终放在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上，以带动其他制度的建设。他着重指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个人也是可以变质。并指出：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组织建设上的创造性运用，也是我们党的一大优势。民主集中制在运作过程中，是有其辩证统一的内在联系的。邓小平同志说：“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而这个集中，总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实现。”其中的辩证法思维，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民主与集中，民主是基础；集中是在充分发扬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先民主后集中，也不是先集中再民主，更不能离开民主讲集中，或者离开集中讲民主。
在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中，邓小平坚持从实际出发，既全面贯彻，又注意防止和纠正错误倾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着重强调发扬民主，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推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他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和集体领导。一言堂、个人说了算，集体做了决定少数人不执行等等毛病，都要坚决纠正。”党内同志之间，“都应以平等态度相互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应当履行的义务”。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过程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渗透到党内，极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等现象有所发展时，邓小平又指出，我们要坚决发扬民主，保障党内民主，但是绝不允许借口民主违反组织纪律。他强调：“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如果每个党员都完全按个人的意志行动，地方、部门不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决策，各顾各，不顾大局，相互拆台，党就要涣散，改革和建设就不能成功。必须坚持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总的目标就是要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强调党是人民群众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着力解决执政党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问题，从根本上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毛泽东把唯物史观的精髓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邓小平坚持这个科学观点，并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创造性地运用于我们党的历史定位。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这个关于共产党是人民的工具的论断，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一个事关党的根本性建设的论断。
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拥有了更多更好为人民服务的有利条件，同时因为党执了政、掌了权，党组织和干部如果不能正确运用权力，甚至滥用权力，那就必然严重伤害人民的利益，大大增加脱离群众的危险。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执政党的权力是谁给的，应当为谁用权。邓小平指出，“执政党的全部任务，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的利益。”必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绝不允许滥用权力。邓小平要求全党必须确认，为人民服务的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并一再强调要把反对特殊化、纠正不正之风和惩治腐败、打击经济犯罪贯穿到整个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他提醒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必须牢记，执了政，拿了权，一定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他坚决反对党的干部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任何特权。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创造。邓小平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在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进程中，邓小平一直高度重视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对农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加以肯定，并且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领导人民实现在新时期历史任务的过程中，人民也会不断地提出新的意见、新的要求。面对新形势，邓小平强调要在人民内部创造出一种让群众充分表达愿望和意见的环境和条件，“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每当前进道路上遇到困难，一些同志束手无策、缺少信心的时候，邓小平就及时提醒：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他用历史经验告诫大家：“主观主义者不懂得，只有首先善于作群众学生的人，才有可能作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作学生，才能继续作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骄傲，专横，鲁莽，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坚持错误，是同党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邓小平自觉地把自己视为中国人民的儿子，他几十年鞠躬尽瘁为人民不懈实践，充分证明他不愧是一个真正的极富创造精神和实践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 郑 科 扬 来源：《党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