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原有的几个民主党派外，人民群众是不能自发建立任何政治组织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种自发性的群众组织活动，如潮水一样骤然兴起、强盛，而又象流星一般很快衰落、消失，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演出了昙花一现的短短一幕，没留下任何社会意义的痕迹。作为文革的独有现象，研究群众造反组织的产生、兴起及其衰落，是很有意义的。

一、枣庄主要群众造反组织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起因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随之，以“《海瑞罢官》事件”为“序幕”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像突如其来的飓风，短时间就席卷全国大地，把中国人民带进一场长达10年的浩劫之中，造成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些中学生，首先自发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组织。不久，北京海淀区的其它一些中学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学生组织。这便是第一批红卫兵。这些学生不仅批判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也不信任学校的共青团组织，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的“阶级队伍”——红卫兵。他们的举动，是开了新中国时期，群众不经批准，便自发“结社”的先河。

在当时中央高层中，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内，当时均是赞成文革的。为了使运动能按照自己的思路，有序地展开，当时，处于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按照传统的方法，派出工作队主持运动。仿照中央的做法，6月中旬，在枣庄时任副市长丛鹤丹带领下，向部分中学和文教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具体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下旬，中学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否定了向学校派驻工作组的做法，号召“从基层造反”，首先要从学生中造反。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与支持。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直到11月26日，先后8次接见了110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师生和红卫兵。枣庄市和滕县各中学选派师生代表分批赴京，汇入进京串联的红卫兵大军，接受毛泽东的检阅。返校后纷纷建立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对教师和领导干部进行批斗。文革中枣庄最初的群众造反组织由此建立。

二、枣庄市主要群众造反组织的兴起

（一）红卫兵组织的诞生

在文革开始不久，为响应毛主席号召，枣庄各中学首先建立了红卫兵组织，逐步在全市各党政机关、厂矿企业、群众团体中发展起来。这时的群众组织很多，但并无明显的观点分歧和派性斗争。其主要活动是提出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委，党政机关受到冲击，全市陷入了混乱局面。

（二）红卫兵组织两派的分裂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刮起了向上海市的党政机关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时任青岛市副市长的王效禹指挥青岛的“造反派”组织在1月22日夺取了青岛市委、市人委的党政大权。又于2月2日，召集25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2月23日更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夺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受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和王效禹“二三夺权”的影响，枣庄全市上下刮起了乱“罢官”、乱“夺权”的歪风，各级领导干部被揪斗，党组织瘫痪。仅滕县被罢官的干部就有2977人，开除党籍的845人。整个枣庄地区出现了戴高帽子游街的成串、批斗会遍地见的混乱局面。

2月前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批评，被林彪、江青等诬蔑是“二月逆流”。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及其控制的群众组织在全省范围内发动了“反逆流”斗争，批斗大批干部，打砸抢十分疯狂。这引起了一部分群众的不满，红卫兵组织中间出现了观点分歧，并由此引发了“大联合”和“造反派”的产生。

1967年3月初，为响应中央“红卫兵要联合起来“的号召，枣庄各单位红卫兵联合建立了“大联合委员会”，并于3月5日夺取了市委、人委的权，并抓捕了一部分“破坏生产”的人。但此次夺权并没有得到省革委的承认，一部分在枣庄有相当名望的人也都表示反对。被捕的人的家属到济南上访，王效禹要求释放这些人，并称他们是“造反派”。被释人员与“大联合”代表在济南展开了激烈辩论。辩论会上，王效禹对“大联合”代表们说：“你们是枣庄大的革命组织，谁想摧跨你们谁就是错误的。”又对被捕人员说他们是左派组织，是正确的。王效禹的两面派言论挑起了两派人员之间的辩论以至争斗。5月，以被捕方成员为主要成员，在枣庄成立“反逆流指挥部”，即造反派组织，发动“反逆流”斗争。此时，枣庄的红卫兵组织分裂成严重对立的“大联合”和“造反派”两派，派仗愈演愈烈，局面严重混乱。

（三）两派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的形成

1967年6月8日，枣庄市武装部发表了“五点声明”：矛头直指“当权派”，“反逆流”是大方向，是真正的造反组织。“声明”加剧了两派之间的斗争，打砸抢更加疯狂。此时两派均未掌权，掌权的是“支左部队”。

在此期间，王效禹为了实现其打倒一派、独揽大权的目的，多次接见“造反派”，蓄谋“在枣庄打开一个缺口”，并制定了“狗不咬用棍子捅”、“找一个借口，制造一个事件，发表一个声明，把大联合摧跨”的反革命方针，策划、操纵和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

1967年4月至5月，在王效禹的指使下，枣庄的“造反派”以“反逆流”为名，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5月下旬，一百多名“造反派”成员冲进济南军区大院静坐示威，同时于当天晚上冲击了省军区，围攻毒打了正在省军区开会的枣庄市武装部长张晨和副政委齐淘，并辱骂了省军区参谋长刘朋。

7月25日至26日，在王效禹的指使下，枣庄两派不同观点的群众（“大联合”和“造反派”）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28日，王效禹派飞机来枣庄市区散发传单，定武斗中的一派群众组织（大联合）为“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进行残酷镇压、通缉、搜捕，持续了很长时间，并逮捕了一批领导干部和大联合群众组织负责人，造成群众死伤达万余人。一部分“大联合”被“造反派”关进牛棚，被肆意殴打、辱骂、游街、批斗。“7.25”事件后，“造反派”真正掌权。

“7.25”事件后，枣庄地区赴京上访的“大联合”成员苏子栋、种衍正等数十人，在薛城火车站遭“造反派”武装人员的包围，苏子栋、种衍正被打死。

8月30日 受王效禹调遣，枣庄“造反派”组织调动9000余人，在“支左”解放军负责人的带领下，配带机枪、步枪、钢钎、木棒乘车开赴徐州，次日参与了震惊全国的“8.31”武斗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徐州被打死、打伤及被抓捕的群众近万人。

省革委于67年11月下旬召开第五次全委会议，重点是“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王效禹等人借此在全省发动所谓“反复旧”运动，再次集中打击和迫害了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枣庄受其影响也开展了“反复旧”运动，致使部分干部群众遭受打击和迫害，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其中以“侯孟公社侯塘大队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事件”影响最大，侯敬兰、侯敬文、侯敬九、侯敬民四人被定性为罪魁祸首、急先锋、现行反革命分子，被逮捕关押，相关人等也遭到了批斗。

1968年8月24日，枣庄“造反派”派出由42人组成的“宣传队”进驻临沂大芦湖煤矿，9月8日这支“宣传队”参与了临沂“武斗”事件，制造了“九.八”惨案。在这次事件中有500多名群众遭毒打，200余名抵制王效禹的解放军干部被打伤，其中25人被打成重伤。

（四）枣庄主要群众造反组织的衰落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林彪、江青帮派体系中的相当一批骨干和亲信，还有各地的造反派头头，都被大量塞进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这是一次造反派胜利的“九大”，其力量急速壮大。但九大一结束，中央就决定解决山东问题。中央认为，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由于个别领导同志（王效禹）违背了十二中全会精神，在全省进行了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当时称中央批示和十条措施为《批示》、《十条》。

随着王效禹的倒台，枣庄“造反派”的命运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造反派”成员被逮捕。6月，红卫兵山东指挥部枣庄分部撤销。10月30日，滕县（现滕州市）革委批示同意撤销“红卫兵山东文艺造反司令部滕县分部”，11月3日，撤销“红卫兵滕县指挥部”和“山工总滕县分部工代会”。“所有的群众组织必须实行大联合”（“八二八”命令）。

1969年10月29日，枣庄市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决定举办落实中央《批示》、《十条》学习班，进一步肃清了王效禹错误的影响，纠正了王效禹给枣庄工作带来的危害，消除了派性。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王效禹一伙而遭受迫害的群众组织，以及林彪、“四人帮”和王效禹一伙制造的一切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

文革中枣庄“造反派”真正掌权也就两年左右的时间，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给枣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经济水平急剧下降，许多人受到批斗，人员大量伤亡。教训是惨痛的，记载并研究它，是“以史为鉴”，让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