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铭(1772—1832年)，字新之，号彝轩，山东峄县人(今山东枣庄市)，“由廪贡官中书,除湖南新田知县”，道光十二年，因政绩卓越，被擢升为山西潞安知州，准备履新之际，突闻邻县瑶民起事，恐殃及新田，他毅然返回新田，领兵迎敌，“当杀我，勿伤我百姓”，舍身护民，最终以身殉职，时年六十岁。

王鼎铭勤政爱民，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真正做到了“一心为民，两袖清风”，甚至变卖家产，救民于水火，“三年清知县，家产少一半”。短短三年，使“万户萧疏”的新田尤如“阳回大地，万户皆春”。他虽官职不高，但用生命践行了“天理、国法、人情”六字施政理念，舍生取义，大仁大爱，成为了古代为官者的楷模，事鉴丹心，光照千秋，为后世所敬仰。

律己甚严 与百姓“约法三章”

王鼎铭六岁随父亲、祖父读书识字，勤奋好学。十五岁为府学生员(俗称秀才),且习医道。十九岁,因岁、科两试成绩优异,获廪生资格。二十一岁为贡生，但两次参加乡试均落榜。后来，王鼎铭开始经营家里的产业，家资渐厚。嘉庆年间，峄县经常遭受旱灾蝗灾或水灾，“鼎铭率家人设粥棚,济灾民,活人甚众”。嘉庆十五年,鼎铭由贡生纳资捐内阁中书科中书。翌年,充武会试同考官。嘉庆十九年,因母年迈,辞官归里。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王鼎铭，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铭记“成于俭约、败于奢靡”的家训，立志做清廉之人。道光九年秋(1829年)，年近花甲的王鼎铭经朝廷推荐启用，被任命为湖南新田知县，他千里赴任，一路只带一役一仆，轻车简从，每天吃的是煎饼和窝窝头。

当时仆从心里想不通，王鼎铭则告诫他们：“我们本来就是老百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过这样的生活很不错了，可不能太贪啊!贪念一旦萌生，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为探察社情民意，过了郴州桂阳县后，他便脱下官服，换上布衣微服私访。他们一路上不住驿站，当王鼎铭主仆三人匆匆赶到新田县城近郊时已天黑，他们便夜宿城隍庙。

到新田后，师爷悄悄令人办起了一桌宴席为他接风，王鼎铭盛情难却，便去赴宴。席间，师爷偷偷地塞给他一包银子，但遭到王鼎铭呵斥拒绝，他当众退还银子，并从衣兜里掏出银两说：“这顿饭就由我请客，从今天起，除府员来新邑外，一律不准用公款吃喝!”

此后，他与百姓“约法三章”：一要秉公办事，勤政为民；二是不得索拿卡要；三是不准行贿受贿。每当王鼎铭外出或办案时，他都食用自备，从不接受百姓和下属礼金和宴请，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新田县知县专祠文》中记载他“出宰新田，微行入境，三载未携家属。其一马一仆、一鹤一琴、羊陟则常食菜茹……此其持己之严也。”

王鼎铭任新田知县时建成的松荫亭驿站

公而忘私 三年家产少一半

清初，新田县被朝廷视为“其地山溪僻险、瑶蛮错处，黠悍难治”之地。为改变新田穷山恶水的面貌，改善新田百姓生产生活条件，王鼎铭主张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亲自率领民众一边大修水利，开垦荒山，筑坝拦河，开挖“廻龙井”解决群众用水难题;一边引进桑麻，引导百姓植桑养蚕、种麻，增加百姓收入。

当时被称作“南蛮之地”的新田民风愚化，王鼎铭便办夜校、开义学，大办学堂教化百姓。《新田县志》记载：“县榜山书院迁城东文昌阁，讲堂设文昌帝君神像前，影响讲学。王即拨款修葺，新建讲堂，学风大起。”同时，他还将那些无人收养的孤儿组织起来，让他们上学读书，实施教化。

从发展生产到兴办教育，需要大量的银两，而县财力不济，王鼎铭不惜两次变卖家中田庄周济百姓。第一次卖地是在道光九年(1829年)，他刚到新田任知县时，当地就遇到了严重旱灾，很多百姓逃荒要饭，流离失所。为此，他悄悄派人回家变卖了自家南洛、北洛的田产，在新田沿途搭建粥棚，施舍灾民，并在全县广建塘坝，兴修水利。第二次卖地是在道光十年(1830年)，为了解决少有所学、老有所养等问题，王鼎铭创办童子军和众善堂，又派人回家卖掉了兰城店的田地。当时新田县有首民谣称他，“卖了南北洛，家产未觉着。卖了南城店，家产少一半。”他的吃住也非常节俭，把省下的俸禄捐献出来，都用于新田的各项公益事业。

实际上，王鼎铭任内阁中书科中书时还有一次卖地的经历：朝廷命他到河南、安徽一带巡库，由于随员多，吃住开销大，公款不够用，王鼎铭不忍心给地方和百姓增加负担，只好卖了自家的一百多亩地来补充巡库经费。当时在一般人看来，巡库是个肥差，是大捞一笔的绝好机会。

王鼎铭到任之初，便开始大力整肃衙门歪风、撤裁冗员，他规定，把县衙门口两侧站岗的衙役一律裁撤，仅保留大门内厢房一名人员坐班，自己则在大堂的偏僻处搭建一处帐篷，用于办案，他还立下规定，“胥吏非召不得入，民有屈抑则吁而进”，大案小案他都亲力亲为，有效防止属吏在其间敲诈勒索百姓、干扰办案。在“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当时，这样做可谓是为百姓申冤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

后人为纪念王鼎铭在新田县金陵镇立的“天理、国法、人情”铭刻

他始终警示自己要以“国法”为依据，并给自己立下不成文的规矩：有案必办，判案限定10日内裁决。每遇到疑难案件，他也从不敷衍了事，为探得案件究竟，他经常走乡间、入瑶地深入调查案情，了解实情，加之他“勤思虑、善巧断”，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把新田数百起疑难案子审理完毕。《新田县志》记载，“判案限以旬日，一切出己手。惫则伏案，虽盛寒暑不少辍”“以故年丰讼简，楹有悬鞭;依然暮鼓早衙，案无留牍：此其爱民之至也。”他秉公执法，为民伸冤，每次外出办事,只带一仆一役,自备饭食,不以扰民，被当时的新田百姓尊称为“王青天”。

此外，王鼎铭还坚持以文化人，以法正人，大力推行依法治县。为了避免百姓因不懂法而犯罪，规定每月初一、十五为法律宣讲日，进圩入村开展宣讲，还将皇帝的谕旨以及易犯条律书于街市、村镇墙面上，亲书“天理、国法、人情”六字，镌石立村圩路口，以警示乡民。

在他躬身笃行下，新田县呈现出一片“修农政则家余菽栗，课女红则遍地桑麻。花雨足于春郊，机声闻于秋夜”的升平景象。

“当杀我，勿伤我百姓”

道光十二年二月初，王鼎铭因其政绩卓然被朝廷擢升为山西潞安知州，巡抚将他召到长沙作升迁任职谈话时，与新田相距不远的江华县的瑶族首领赵金龙因不满朝廷“山田升科”(即提高赋税，并将瑶族所居山区过去不需纳税的一些土地，也全部要求纳税)而聚众起事，迅速波及新田，形势十分危急。王鼎铭得知消息后，不顾个人荣辱与安危，连夜赶回处置。

他顶风冒雪，翻山越岭，步行瑶寨，晓以国法，苦劝瑶民，在他的努力下，部分瑶民终于放弃参加起义，新田即安。

王鼎铭以身殉职、舍己为民的情节，在《清史稿》中有详细记载。三月，赵金龙与新田赵文凤合兵蓝山，与清军激战祠堂圩，清兵大败。眼看，赵军直抵新田，在明知湖南提督海陵阿所率清兵已被义军大败的情况下，王鼎铭仍欲只身到敌营“以大义晓之”，被众人苦苦拦阻。赵金龙的人马很快就逼近了城防较差的新田县城。王鼎铭让城内百姓到城外躲避，而自己却穿好官服，端坐于大堂之上，静候起义军的到来，并在书案上大书：“尔果与我新田为仇，当杀我，勿伤我百姓。”王鼎铭还指着准备好的绳索对手下说：“城亡，吾舍此无别策矣!”

王鼎铭舍身保民、视死如归的举动感动了当地及邻县百姓，乡亲们纷纷报名参战。第二天，王鼎铭就集结了一万多人的队伍。众人兵分四路，合击驻扎在距县城不远的赵金龙部，出击获胜。返城时，不料被伏击。危难之际，民众想要保护王鼎铭先行撤退，但他却说，“尔等先走，我殿后，无可虞”。鼎铭四顾恸曰：“要杀杀我,奈何杀我百姓?”。随后，身先士卒，一马当先，不幸中炮殉职，“身中者十一伤”，后被贼“剜两目，身首异地”。赵金龙的部队攻下新田县城后不久就撤走了。事后，瑶民起事首领赵金龙了解到他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好官后，后悔不已。

记载王鼎铭舍身取义的文字资料

他赴新田率众抵御瑶民起义前，其实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局，只是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了。《新田县昭忠祠鼎铭事略》称，“公莅邑三年，未携眷属，其出御寇也，以印授郑兴，嘱以行，曰：“若我生还则尔返，不则持以投上宪，且归告先灵，谕我子来收我尸。”

新田县百姓感念他的恩德，自发为他修建王公祠，每遇忌日，斋肃致祭，以彰其德。道光皇帝连降四道敕命旌表，盛赞其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称其“珥笔生华，会赋窈窕文章;金戈凝霜，堪作干城之寄”，褒奖祭葬入祀昭忠祠，并赠朝议大夫、云骑尉，并御书“节并睢阳”(唐朝安史之乱时，张巡、许远靠三千人马固守战略要地睢阳10月之久，抵御了强大的叛军，保障了江淮数千里财赋之地)。(蒋伟 贺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