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的和平思想内容丰富,在如何认识世界问题上，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在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他一方面强调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在如何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提出以发展促和平。邓小平的和平思想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和博大的人类情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 和平 发展 中国 世界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同时又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伟人。他把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紧密联系，在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中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他领导推动的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邓小平围绕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如何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等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判断、新观点、新主张，形成内容丰富的和平思想。

一、关于如何认识世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和新科技革命发生深刻变化，邓小平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借此形成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判断，从而科学回答了“如何认识世界”这个问题。

（一）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作出重大调整

对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和平大势进行准确判断，是观察国际形势、制定内外政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明显增强。邓小平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这一发展趋势，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逐步形成了新的判断。1977年12月，他提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7页。】。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出现重要变化，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了更加精辟透彻的分析。他认为，在冷战背景下，美苏两极独大，要发动或者有能力发动战争的，只能是美苏；而除美苏之外的其他国际力量，包括西欧、东欧、日本、中国以及广大的第三世界都是反对战争的，这就使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可喜的发展，也使美苏不敢轻易发动战争，据此得出“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6页。】的结论。经过观察和慎重分析，1985年6月，邓小平得出新的重大判断，即“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

邓小平关于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判断，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燕子低飞，山雨欲来风满楼”、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传统观点，为中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重要依据。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1978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

（二）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世界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发达国家的再发展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南北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邓小平认为，国际社会在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时，还必须始终不渝关注和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并鲜明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1985年3月4日，他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之后，邓小平多次阐述了这个问题。1987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这是在党的重要文献中，首次用“主题”一词来表示对世界大势的新判断。此后，这个战略判断，在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得到坚持和重申，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直接涉及人类生存和世界命运。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判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中国来看，它改变了过去基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判断，明确了通过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进行国内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冷静沉着、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提供了明确指针。从世界来看，它揭示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和最主要的特征，抓住了观察和解决各种问题的要害，为人们解决根本问题和主要任务提供了一把钥匙。今天，邓小平的这一重大判断经受住历史与时间的考验，不仅成为全党共识，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已成为世界人民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

二、关于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

在思索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的同时，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是一个重大问题。这一问题，对内关乎能否正确制定符合国家利益的长远战略，对外关乎能否准确判断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邓小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宽广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审视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作出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决策。

（一）就世界和平对中国的意义而言，“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不行的”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历史新时期。此后，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为相当长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争取和平,则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首要前提和客观需要。为了确保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邓小平多次强调和平的国际环境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他反复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

为争取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邓小平果断、及时地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首先是改变20世纪70年代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采取的“一条线”战略，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依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不盲从，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与此同时，调整了过去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不计较历史恩怨，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奉行和平外交的同时，邓小平更加鲜明地强调坚持独立自主。他庄严指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二）就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意义而言,“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邓小平对中国的基本国情有着深刻了解，他毫不讳言中国在经济、科技方面“穷”和“弱”，但自始至终都对中国所具备的战略实力和巨大发展潜力深信不疑。他认为，中国“块头大”，作为第三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加入任何一方，都会使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发生质的变化，因此“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页。】。就中国对于世界和平的意义而言，邓小平始终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发展起来了，将会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从而争取到更长时间的世界和平。他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他还特别指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5页。】

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奉行不结盟的政策。中国在国际上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不与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不支持任何一个国家或集团去反对另一个国家或集团；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中国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边，说公道话，办公道事，“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162、128页。】对此，邓小平总结道：“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 20世纪80年代，他亲自主持了军队的精简整编和体制调整，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并把大量军工生产改为民用生产。这是中国用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的重大贡献。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争端和地区冲突，推动了许多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

三、关于如何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

和平是宝贵的，和平也是需要争取和维护的。邓小平曾说过:“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14页。】作为世界公民的他，始终高度关注世界和平问题，并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对如何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进行深刻思考，提出一系列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思想、新主张、新办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

一般来说，霸权主义是指大国或大国集团通过武力或采用其他手段，把自己的影响和意志强加于别国，谋求对一个地区或更大范围进行统治的政策和行为。反对霸权主义是邓小平在和平问题上最基本最鲜明的立场。

第一，他深刻揭示霸权主义与现代战争的关系，明确了反对霸权主义的重要性。邓小平尖锐地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1页。】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一再强调,“为了维护和平必须反对霸权主义。不管霸权主义来自哪一方面，我们都反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149页。】，并明确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纲领”“核心”“依据”“总方针”“基石”。这些极具分量的字眼，凸显出反对霸权主义的重要地位，也表明了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

第二，他提出了“联合反霸”的主张。邓小平认为，单独一个国家即使比较强大，也对付不了霸权主义，据此提出“联合反霸”的主张。他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的力量联合起来，可以延缓战争爆发的时间。如果我们反对战争有力，对付霸权主义有力，延缓战争爆发甚至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讲联合反霸就是为的这个目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712页。】。在反霸的力量中，邓小平高度重视第三世界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将其视为“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6页。】。

第三，他提出了中国“永远不称霸”的指导原则。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也严格约束自己不称霸。早在1974年4月，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时，就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此后，他多次表示，我们搞的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发展了，也永远不称霸。在他看来, 社会主义同霸权主义水火不相容，凡是谋求霸权，凡是一国欺负、控制另一个国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8页。】

第四，他充分估计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邓小平说:“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9页。】他敏锐地指出，西方以所谓的“人权、自由、民主”为借口，对发展中国家动辄进行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其实质是霸权主义的表现。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邓小平的真知灼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会自动消失，唯一的办法是与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创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

（二）“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作为国际新秩序的积极倡导者，早在1974年4月，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时就指出,“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20世纪80年代后期，面对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世界多极化趋向日益发展的国际新形势，邓小平又首倡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88年12月，他明确提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

综合邓小平的著作和一系列讲话、谈话，可以归纳出他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观点。

第一，邓小平倡导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是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针锋相对的崭新的国际秩序。他明确指出， 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过去搞的无论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还是区域性的霸权主义，现在都应该停止，要努力在世界上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国家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内政。各国人民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各国都不应谋求霸权、推行强权政治。

第二，邓小平主张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关键是要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他认为，过去完全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旧国际经济关系，是造成南北差距不断加大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首先要解决南北问题。发达国家不能以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为代价谋求自己的利益，应通过对话逐步建立起平等合作的南北关系。世界各国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和扩大交流与合作, 谋求共同发展。

第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邓小平指出，历史证明，无论是“势力范围”“集团政治”,还是“条约组织”“大家庭”方式，都是行不通的，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是最经得住考验的”，应当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3页。】他认为，这不仅是处理国际政治关系的准则，也应是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准则，不仅某一类型的国家要遵守，而且任何国家都应遵守，从而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涵盖的领域更加广泛，更具有时代特色。也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科学构想，提出了以“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领海争端，从而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范例。这是他对人类和平事业的伟大探索和创造性贡献。对此，他总结道：“‘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共同开发解决争端的办法，都是为了和平而不用战争方式，都叫和平共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994页。】

（三）“发展自己同维护和平是一回事情”

在思考和平问题时，邓小平从来不是孤立地就和平论和平，而通常是把和平与发展并列提出。他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把发展问题作为有关世界前途和命运的核心问题来认识。正是在这个高度上，他认为对于第三世界和整个世界来说，发展自己和赢得和平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甚至提出“发展自己同维护和平是一回事情”【同上书，第1185页。】。在他看来，和平与发展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和平是发展的基本前提，发展是和平的重要保障。没有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任何国家都无法进行建设和实现发展。反过来，如果没有发展，第三世界国家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和平就没有保障，安宁的国际环境终将受到破坏。因此，以和平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各国人民必须肩负这双重任务，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人类共同繁荣而奋斗。

基于上述认识，邓小平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主张。

第一，主张南北对话, 倡导南南合作。他指出，南北问题不仅是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实际上也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如果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受到限制，它们的资源供应、商品市场、资金出路就会成为问题。因此，加强南北对话, 发达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但第三世界仅仅依靠南北对话是不够的，还必须开展南南合作。南南合作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第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崛起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局势演变的一大特征，而抓住机遇实现经济上的腾飞，则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向21世纪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指出：“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他呼吁发展中国家要有紧迫感，要抓住时机尽快发展自己。与此同时，他还利用各种场合，向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介绍中国对经济发展的认识和经验，表明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

第三，强调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放眼世界，放眼当前，也放眼未来，直截了当地指出，从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邓小平强调，我们的事情很多，但是归根到底是两件大事，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发展问题。两件大事中最重要的是发展，我们发展自己不仅是为了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是对整个国际和平的贡献。“中国把自己看成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但是究竟能为世界持久和平发挥多大力量，还要取决于我们发展的程度。如果中国发展了，意味着争取世界和平的力量壮大了，我们对和平的贡献也就更多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第1117页。】在领导和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怀着中国要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雄心壮志。他坚信，“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他还预言，“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

邓小平的和平思想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又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和博大的人类情怀。它立足于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又着眼于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把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同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统一起来。邓小平的和平思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深刻影响了他那个时代，而且深刻影响了新时期。在邓小平和平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积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近14亿人民摆脱物资短缺，总体达到小康水平。这不仅是中国的巨大变化，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巨大贡献。

四、邓小平和平思想的时代意义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今天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发展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已有了很大变化。从国际上说，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全球深层次矛盾突出，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从中国来说，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综合国力快速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学习邓小平和平思想，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坚定不移的战略选择和郑重承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中国向来提倡“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70年来，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程启迪我们，只有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切实推进民族复兴进程，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中国贡献。习近平郑重指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57页。】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二）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秩序面临深刻调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影响世界和平稳定的因素日益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着眼于解决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邓小平和平思想的继承发展，也是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和大国担当。中国不仅是理念上的倡导者，更是行动中的务实实践者和积极贡献者。面向未来，中国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使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才能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新时代的中国，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这是立足于世界的根本。同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这是发展的落脚点。正如习近平所指出，“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桑东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