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世界和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与奠基者。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分析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格局，提出“永久和平”与“持久和平”两个不同层次概念，并作出了“新的战争能够制止”的基本判断。由此出发，从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警惕可能的战争威胁、发挥社会主义中国积极作用几方面，阐述了关于推动世界和平的基本主张。从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智慧，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况下科学处理国际矛盾与冲突、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 世界和平 永久和平 持久和平 和平共处

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维护世界和平大局，实现共同繁荣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普遍期待，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关于世界和平的理论。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与奠基者。他科学分析国际形势，对一系列相关基本问题，都提出了新的认识，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和平”这一命题的论述，获得了更深入的理论展现与更丰富的实践积累。

一、 世界永久和平：以战争消灭战争

一般说来，“世界和平”指人类社会的非战争状态。历史上，战争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和平只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状态，由此带来了人们对和平事业的持久关注与不懈追求。近代以来，资本的扩张冲动以及科技的飞速发展，使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世界战争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31页。】。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和平的思想。19世纪80年代末，恩格斯就已经对未来世界战争爆发的方式及其对旧秩序的破坏、对社会革命的推动等情况，作出了天才预见。在前人基础上，毛泽东对世界和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是从“永久和平”“持久和平”两个不同层次展开的。

反对战争，追求和平，是毛泽东世界和平理论的核心。他提出，共产党人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是为了消灭战争，实现永久和平，我们“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6页。】。1936年，在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作第一次系统论述时，他称战争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4页。】。几千年来，这个怪物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灾难。二战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古老中国，是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而，中国人民不得不拿起武器，争取独立和解放，“为永久和平而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74页。】，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提出“和平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的外交原则，向全世界表达中国的和平愿望。他说，所谓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人类进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84页。】。可见，在他关于世界局势的思考中，“和平”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这样的和平观，既源于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理论，也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和平理念与中华民族的现实需求。

马克思说过，未来的社会主义新社会与以往任何社会都不同，它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61页。】与马克思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角度立论不同，中国传统和平思想把“和为贵”的道德观推及对外关系，提出“亲仁善邻”“务共安人”等认识。随着儒家文化的发展演变、生生不息，这些认识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坚守的价值观念。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侮和侵略，人民遍尝战乱之苦，对和平的渴盼尤为迫切。这些都成为毛泽东格外重视和平的思想动因。他早年曾说过，社会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这个朴素的理解，反映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和平观进行融合的努力。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把这个理解提升到了理性高度。

所谓“世界永久和平”，意味着战争的彻底消除。毛泽东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运用，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战争理论。把社会制度变革作为实现永久和平的前提与基础，是这一理论的突出特点。毛泽东认为，战争产生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以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和国家利益的根本对立。“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1页。】所以，只有彻底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也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彻底消灭战争，“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4页。】才可能到来。

对于达致永久和平的具体途径，毛泽东也提出了设想：战争虽然令人痛恨，但以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却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唯一途径。这一设想的内在逻辑是，规模越来越大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促进了正义力量的觉醒与团结。被迫拿起武器的被侵略者的暴力革命，必然加速资本主义的衰落和崩溃。这一过程艰辛曲折，但正义战争对非正义战争的胜利，将使世界不断接近于永久和平的实现。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这就是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4页。】因而，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规模越大、越残酷，卷进去的民族越多，时间越长，人类遭受的痛苦越大，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也就越近。等到战争毁灭了剥削阶级本身，人类的永久和平就实现了。这些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进一步延伸与发展。

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人类的永久和平是一个长期的、逐步达致的理想状态。这样，就必然引出另外一个更为紧迫、更具现实意义的话题——社会主义能够为当下的世界和平做些什么？毛泽东关于“持久和平”的思考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私有制的存在是客观现实，人类依然面临战争与动荡的威胁，但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创痛，所有国家都希望维持和平局面，争取发展机遇，创造稳定繁荣。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急需和平环境以开展各方面建设工作，西方国家也需要和平环境来调整经济、休养生息。在这种情况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探索与实践，对二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和平大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世界持久和平：新的战争能够制止

有了和平的主观愿望，并不意味着和平会自然到来。在阶级社会，世界和平是一种动态变化的相对理想状态，人们必须通过大量艰苦工作，综合协调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因素，来保持和巩固这种状态。毛泽东作出这种努力的出发点，是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二战结束前后，他多次提出，“总的看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85页。】，“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68页。】。这是一个非常明确、肯定的战略判断，其依据主要在于如下几点。

一是世界进入了“新的谋求和平、以谈判解决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页。】的时代。时代特点的这个变化，是人心向背所致，更是国际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一批民族国家获得独立，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受到压缩。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他认为，全球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改变，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必然会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广大人民的斗争将会保障世界和平。“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是比第一次大战后要好得多。”【《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46页。】如果再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可能东西方会连成一片，西方国家只会不断被削弱，“西方的高压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或者说是冷战政策，已难以继续下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91页。】。因而，未来一个时期，世界和平是大势所趋，“将来世界上的事情，和平友好是基本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84页。】。这个时代特征，是人类得以选择更为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基本前提。

二是美苏之间隔着广阔的“中间地带”，两国之间打不起来。世界大战能否打、怎么打，大国关系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二战结束，美苏从短暂的合作转向对峙，许多人对此忧心忡忡。毛泽东不这么看。他指出，“是不是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不会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62页。】，因为美苏与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需要和平。更重要的是，世界上主要矛盾的重心并不在美苏，而是在美国与广大“中间地带”国家，即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是真的发生战争，美国首先要侵占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94页。】，“如果真的打起来，首先中间地带就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5页。】。这反映了毛泽东对战争规律的科学认识。后来，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他从未动摇过这一观点。20世纪60年代，根据美苏争霸的新情况，他提出并完善了第二个“中间地带”理论。虽然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立足点不同，但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看，其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广大的处于美、苏两极中间地带的国家，是阻止战争爆发的重要力量。

三是西方世界内部不团结，存在种种矛盾和困难，“发动战争已不是那么容易”【《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92页。】。毛泽东始终认为，经济实力并不是决定事物发展的唯一因素。“决定问题的不是钢的多少，重要的是他们面临的矛盾。”【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页。】经过长期观察，他得出结论，西方世界总体来说实力强大，但并不是无懈可击的铁板一块。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它们中间存在严重的矛盾与斗争，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4页。】，比如美国垄断资本同日本垄断资本，日本垄断资本同日本人民，以及垄断资本本身，都有内在的矛盾，有其两面性，“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84页。】，其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美国以邻为壑，对自己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5页。】。这种一家独大的客观情况，使西方世界新的大国争霸格局短时间内难以形成，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降低，同时也为世界和平力量提供了可利用的宝贵机会。我们可以在西方世界四分五裂的空隙中，找准突破口与切入点，以争取更长久的和平稳定局面。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增加了，但这种估计并没有上升到世界大战的层面上。他晚年之所以说“绝不相信持久和平”【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22页。】，一是指反对大国以“持久和平”为幌子对其他国家的侵占与干涉；二是指中国与苏联的冲突可能演变为战争；三是指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发动战争以争夺世界霸权。无论哪种意义上的认识，都指的是局部战争、有限战争在未来的必然性，而不是断言世界大战在当下的不可避免性。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经70多年。在这70多年中，世界形势风云变幻，但始终在向着和平发展的方向曲折前行，其基本原因，离不开毛泽东所指出的这几个方面。

三、国际秩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

要把和平的客观趋势变为现实，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是必要前提。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均起因于西方大国的霸权争夺。他们崇尚强权，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依据实力对比确定外交政策与外交秩序。在这种观念下建立起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无疑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为建立与巩固持久和平，就必须提出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映各国人民利益诉求的国际关系准则，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由我国首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这样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国际关系准则。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思想，为这一原则的形成、推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国与国之间完全平等，是毛泽东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观点，也是他主张的世界和平的根本原则。1945年4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七大上强调了互相尊重独立、平等地位在处理国家关系中的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4—1085页。】1949年1月，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他又提出了“不干涉内政”的要求：“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78页。】这年4月底，在就“紫石英号事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起草的声明中，他再次强调，我们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前提是“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1页。】。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写进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指导原则，也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形成。1953年底，周恩来在与印度代表就西藏问题谈判时明确指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8页。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将五项原则的表述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1—152页。】在五项原则指导下，中国很快与印度、缅甸达成协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共同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它反映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中华古代智慧，既代表着国际关系中弱势国家的利益，同时又代表了战后世界民主和平潮流的基本方向，体现了所有爱好和平、愿意和睦共处国家的基本诉求，因而是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全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一经提出，它就迅速得到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影响不断扩大。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做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推动工作。

一是明确它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1956年8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稿时，专门加写了这样的内容：“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支援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这段表述，集中阐明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立足点和主要目标，表达了通过五项原则的贯彻来建立“有利于世界持久和平”的国际秩序的基本主张。

二是提倡把它作为处理所有国家关系的一般准则。中印、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公布之后，毛泽东在会见英国、缅甸、印度等国客人时，反复强调了这样几点：第一，不同主张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可以和平共处；第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可以和平共处，只要双方愿意，我们可以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和平共处；第三，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亚洲国家，而且应当“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9、362页。】即是说，不论什么制度类型、什么具体情况，所有国家之间都应当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6页。】。

三是推动采取切实步骤落实五项原则。1954年12月，毛泽东在同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讲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上是一个大发展。五项原则适合我国情况，也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坚持五项原则符合广大不发达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74页。】。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要带头发挥作用，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它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

为达到这一目的，毛泽东还就相关理论问题作出了进一步解释。他指出，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主要是针对“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的实力决定论，指国家无论大小，在国际关系中应该一律平等，“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78页。】对于“干涉内政”，毛泽东也作出了明确界定。他说，不能以政府是否愿意作为标准，要看问题的性质。履行盟约派军队抗击外来侵略、派教授和专家帮助搞建设，不是干涉内政。但是，“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去建立军事基地，附带军事和政治条件的援助和贷款，在另外一个国家建立的宗教机关进行间谍活动”，介入“纯粹属于内政范围的事，如民族之间或党派之间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95页。】等，都侵害了一国的民族利益，属于干涉内政。这些观点进一步阐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依据，是对丛林法则更具体、也更彻底的否定与批判。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经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同和遵循，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开辟了崭新道路。

四、战争与和平：警惕可能的战争威胁

毛泽东主张世界和平，追求持久和平，但绝非不讲原则、不讲条件的和平主义者。他总是提醒人们注意和平的另一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页。】，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帝国主义国家手中，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要发动战争，所以要从思想上、行动上有所准备，以免陷入被动。

没有对战争和战争规律的透彻把握，就不可能有对世界和平的科学认识。毛泽东对战争必然性的认识，除了来自前述战争根源论之外，还来自对战争与和平辩证关系的哲学理解。以往的思想家们往往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它们是相互否定、相互冲突的。毛泽东则认为，这种认识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战争与和平是对立统一的概念。两者既有对立性，又具有同一性。与所有的对立面一样，它们也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4—195页。】。在阶级社会，战争实际上就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30卷第78页。】，“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0页。】。和平时期酝酿着战争，战争中间同样酝酿着和平。这一辩证观念，使毛泽东关于世界和平问题的探讨，总是与战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哲学认识和历史规律阐明的是战争必然发生的一般原理，而不是它爆发的现实可能性。毛泽东对战争问题的现实考虑，主要包括如下两个层面。

一是“虚假和平”的存在。所谓“虚假和平”，是指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达到侵略、压迫别国的目的提出的假和平主张。这种“爱好和平”，和被压迫民族的爱好和平完全不同，其实质是让被压迫者服从、认可压迫者的统治，服从、认可弱肉强食的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比如，日本侵略者的所谓“远东和平”，是要占领中国，让中国不要抵抗。这种情况下，战争的目的就是和平，坚决抗战就是保卫世界和平，我们同世界和平调和的基点，就“只能建立在制裁与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86页。】。在当代，打着“和平”旗帜的战争企图并未消失，帝国主义仍然“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页。】。这是“虚假和平”一方面的表现，也是其易于辨别的一面。

对于“虚假和平”的另一方面表现——和平演变的揭露与批判，是毛泽东理论上的新贡献。他认为，这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也是不那么容易辨别的和平“陷阱”。帝国主义在和平旗帜下，“大搞腐蚀、演变，用各种办法包括文化、人员往来等等，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同上书，第245页。】。其基本原则是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他们所讲的“永久和平”“持久和平”，都是表面文章，“我们不赞成吹什么‘和平’、‘缓和’、‘友谊’这一套”【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69页。】。1975年，他还就美苏争霸前景作出预测，认为“本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将是极不安宁的”【同上书，第568页。】。事实证明了他的看法。苏联最终被美国、也被自己所描绘的“永久和平”幻象所迷惑，在毛泽东去世后仅仅15年，就上演了国家解体、民族分裂的历史悲剧。

二是局部战争有爆发的可能。从当时国际形势出发，毛泽东认为，世界主要战争危险来自头号强国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倚仗军事实力到处伸手，除了争夺领土之外，还通过在经济上剥削、在政治上压迫小国，“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78页。】，“占领别人的国家”“抢夺各国市场”“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并附有政治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8、231页。】等方式进行扩张侵略，不断激化国际矛盾。美苏争霸时期，毛泽东指出，战争威胁更多来自两国争霸，苏联也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24页。】因而，虽然战争暂时打不起来，但要有准备，“战争总有一天是要打的。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第二个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丧失警惕”【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98页。】。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主张，我们争取和平，但并不反对所有战争。应当对战争的性质作出区分，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同时支持并积极参加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如果侵略者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别无他法，只好以战争反对战争。“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0页。】立足于不打仗，同时准备打仗，“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两个方面都考虑到，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空谈“爱好和平”，以妥协退让来避免战争，是十分危险的。要研究战争，准备应对战争。这样，才能使敌人不敢轻言战争，进而放弃侵略企图。“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4页。】这样的认识既是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人传统的底线思维的突出反映。

也正是从“以战止战”的思想出发，毛泽东坚持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发展中国的战略核武器。他说：“原子弹、氢弹、导弹我们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2页。】大国之间在战略武器上的相互制衡，是遏制战争的重要手段。但是，武器制衡并不等于军备竞赛。中国的军事战略始终是防御性的。在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当天，中国政府就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不会率先使用核武器，更不会对无核国家动用核武器。毛泽东极富远见的认识，使中国获得了战后的战略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局面。

战后70多年来，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仍然不断，世界和平依然任重道远。毛泽东的思考对于今天分析、判断、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维护和巩固世界持久和平，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启示。

五、中国的作用：走和平发展道路，担当世界和平责任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历来是把实现这个初心和使命的过程，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繁荣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抗战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就郑重表明，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将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3页。】

一是高举和平旗帜，坚持独立自主。政治上完全独立、经济上自力更生的新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毛泽东把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一切外来干涉作为头等大事，没有一丝一毫的含糊和犹疑。他说：“我们热爱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天性就是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页。】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不但彻底清除了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权，而且毫不屈服于美、苏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霸权行径，与其做了不妥协的坚决斗争，成为霸权主义主宰世界的重要障碍。

二是做负责任大国，永远不称霸。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中国富强起来。与一些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们的富强来自自力更生、和平发展，而绝不靠恃强凌弱、侵略他国积累财富。毛泽东用“大而可亲”来形容未来中国，他说我们“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1页。】，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针对有些国家对中国强大后会称霸的担忧，毛泽东回答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不搞实力原则。中国的强大不构成对任何和平友好国家的威胁，只会增加世界永久和平的可能性，而不是损害它。“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列主义的原则，是不允许侵略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175页。】，“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1页。】，“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3页。】。1974年，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永远不称王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充分表明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坚强决心和正义立场。

三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和巩固世界和平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以弱胜强的重要法宝。这个战线的主要目标是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同时努力分化帝国主义阵营，“一面加强自己，一面争取人家”【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94页。】。加强自己，是指巩固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5页。】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支持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努力巩固、扩大和平民主阵营。争取人家，是指团结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争取同一切愿意与我们和平相处的力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后来，随着“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国际统一战线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苏、美两霸，以维护世界和平和被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是尊重他国主权，不输出革命，不干涉内政。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为避免大国主义倾向，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尊重他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7页。】。他说，在同其他国家相处时，要谦虚谨慎，不要自以为是，不要盛气凌人。在政治上，“一定要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一定要平等相处”；“对兄弟党，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原则，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绝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不输出革命，“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9页。】。在经济上，我们对朋友的帮助是真心诚意的，绝不附带任何条件。为此，中国政府制定了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其核心就是“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同上书，第651页。】。这些原则要求，成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遵循，也是中国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举措。

五是争取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加强合作交流。为争取更长时期的和平局面，新中国在巩固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抓住一切和平机会，与西方国家建立起交往。毛泽东认为，中国和西方国家“都要和平，不愿打仗”，“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0页。】，所以彼此都有合作的需要。这种需要可以超越不同国家之间的各种障碍，为世界提供重要的和平支撑。“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48页。】1961年2月，他对来访的密特朗提出，只要能做到互不干涉内政，“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制度的墙”【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37页。】，是可以拆掉的。1975年，他就中美关系提出，“希望以后两国友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27页。】，并亲手开辟了两国关系的历史新篇章。这说明，反对霸权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加强西方国家的交往合作，在毛泽东那里是辩证统一的。正是秉持既坚持原则又务实灵活的外交策略，中国先后与法、英、日、西德、美等西方大国建立起外交关系，在为自身赢得有利国际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向着和平稳定的方向不断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和平问题的理论认识，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思想武器，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看待世界和平问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以斗争求和平。同时，他又充分发挥中国“和而不同”的思想传统，超越意识形态局限，以尽可能扩大和平民主阵营，抓住机会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体现出科学驾驭全局、辩证处理矛盾的高超领导艺术。这两个相辅相成的突出特点，以及毛泽东关于世界和平的基本观点、基本态度，深刻影响了新中国外交政策，也随着新中国实力的增长，深刻影响并不断推动着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就是这种影响的必然结果与自然延伸。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矛盾纷繁复杂，冲突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世界和平，更需要从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中汲取丰富营养和历史智慧。

（李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