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字仲子，汉东海郡兰陵县（今峄城区古邵镇）人，先后任谏议大夫、沛郡太守、太中大夫、大司徒司直（丞相助理），以清正廉洁，做官简朴闻名。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依靠农耕维持生活，自幼养成了勤劳俭朴的习惯。

王良少年时刻苦好学，攻读经书，特别对儒学经典之一《尚书》下了一番苦工。他专心从事历史著作的研究，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青年时代的王良，就成了一位造诣很深的学者。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在全国引起了一场动乱，到处战火纷起，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饱受战争之苦。王良面对这纷乱的局势，摇首叹息，痛恨不已，便在乡间以养病为名隐居下来。后来，时局逐渐平定，他就在乡里办起了一所私塾，教授学生。由于他的学识渊博，教学有方，一时名声大振，远近学生闻名而至，前后达千人之多。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史称光武帝，建都洛阳，年号建武。当时，大局方定，百废待兴。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在用人制度方面做出这样一条规定：大臣们有权根据情况招聘各地贤良学者、有志之士作为自己的属员，量才使用，授予一定的职衔，尔后再报请皇帝批准认可。这种选用人才的方法叫做“公府辟士”（汉代朝廷招聘为征，三公以下召布衣入仕为辟）。当时，在朝廷里任大司马（皇帝的重臣，列为三公之一）的吴汉，早已闻听王良的名声，就派人下书，招聘王良进京任职，但王良无心做官从政，便婉言谢绝。后来，吴汉又连续数次诚恳相请，均被王良婉拒。建武三年（27），王良被朝廷拜为谏议大夫，俸禄八百石。

王良为人光明磊落，行为端正，有礼有节，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显示了他的品德和才能。他曾出任沛郡太守，回京后又征拜为“太中大夫”一职，参与朝廷议论政事，俸禄增至千石。建武六年（30），又升迁为“大司徒司直”（即丞相助理），辅佐大司徒处理朝廷官吏监察方面的事务。

      王良入京为官多年，已经身居高位，年俸已达千石（十斗为一石）。但他仍克己恭俭，谨言慎行，纯正清廉。当时，京城里有高官厚禄的人，住着华丽的府第，妻妾成群，奴婢众多，车马出行，前呼后拥，吃山珍海味，饮琼浆玉液，穿绫罗绸缎，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而王良却与他们大不相同，他住在简陋的官舍里，用的是简单粗糙的桌椅家具，生活器皿都是普通陶器。床上的铺盖，身上的穿着都是夫人亲手织出的粗布。既无府第，又无姬妾奴婢，结发妻子也未接进京城寓所，仍留在原籍东海郡兰陵老家，过着自耕自种、自食其力的农家生活。

王良在京城里有位同僚，名叫鲍恢，担任司徒史（丞相手下的办事官员）之职。一次，他奉命出差，前往东海郡，途中要经过兰陵县，鲍恢特意到王良家里看看。鲍恢来到王良的乡里，牵马进村，问明了住处，来到一家农舍前，只见几间普通的茅草房屋，篱笆院墙，木栏栅门，门前绿树成荫，院里柴成垛，水满缸，鸡鸭啄食，完全是一番勤劳农家的景象。鲍恢向屋旁一条田间小路望去，只见一个妇人，身穿粗布衣裙，左手提着一把柴刀，右手曳着一捆柴禾，向房前走来。鲍恢施礼问道：“此处可是王良大夫的府第？夫人何在？”妇人放下东西，拍拍身上的尘土，施礼回答：“妾身便是，快请屋里坐。”鲍恢跟随王夫人进屋，宾主落坐。鲍恢遂向室内打量，东窗下安放一架织布木机，西墙根前放置木床，床上粗布铺盖，不见细软衣物；简单的桌凳，陶制的生活器皿。室内虽无讲究的陈设，倒也整洁利落。显然，王夫人是一位勤劳贤良的妻子。鲍恢心中感叹，不禁肃然起敬，便说：“我是京城里的司徒史，姓鲍名恢，和王良大夫同僚。今因公出差东海，路过贵府，特来拜望夫人，不知可有家书捎带？”王夫人满面笑容回答说：“有劳大人登门相问，非常感谢，烦请转达口信，家中平安无事也就是了。”寒喧已毕，鲍恢起身告辞，牵马出村，几次回首凝视着这座茅草房和站在门前相送的王夫人，嘴里喃喃细语：“王良大人，对您的品德我是口服心服了。”鲍恢回到京城，将所见情况告诉同僚，众人皆深深赞赏王良的贤德。后来，王良因厌倦官场生活，称病归乡。朝廷多次召入京为官，均被他以患病为由谢绝，建武二十年（44），刘秀巡至兰陵，闻王良病势沉重，特派使者至家中抚问。

      王良的一生，不论其功勋大小，建树高低，始终为官清廉，克勤克俭。虽身居高位，食俸千石，但妻子不入官府，居家布衣素食。这种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深省。

      清代乾隆年间，峄县知县张玉树，熟读史书，详察列传，为王良的事迹所感动，遂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在其故里古邵村立“汉太中大夫王良故里”石碑，以资后人怀念。

（摘自《枣庄古代清官廉吏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