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镛，字云仲，祖籍贵州省贯州，明崇祯十四年（1641）生于福建长乐县，清康熙十一年（1672）考中长乐县举人，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调任峄县知县，至康熙三十年（1691）卸任归田。刘镛做峄县知县时，爱民如子，勤于政务，深受百姓爱戴。

刘镛上任知县后，不辞劳苦地兴办与民有利的诸多事务，而对老百姓没有好处的事他竭力地废除，所有的事务均亲历亲为，总是非常坚定地落实到底。很多时候刘镛都要忙到下午两三点钟，顾不上吃中午饭。在当时，清政府是严厉禁止人员流窜的。刘镛只要听到有外地流窜到峄县的人员，就会立即将其收容并迅速将其遣返原籍。

刘镛在任时从不无端给老百姓增加负担，时刻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常常有江浙一带返乡的兵卒，回南方时索要船只、车辆，吵闹纠缠，无休无止。刘镛总是按照政府规定与他们争辩，丝毫不让步，从不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而八旗军的女眷要乘船回北方去，需要的纤夫，动辙就是几百人，而且要长时间地伺候着她们。刘镛就让能干的衙役为这些女眷们雇佣愿意做事的民工，并拿钱付给民工合理的报酬，这就等于为他们增加了经济收入，此举受到百姓的欢迎。

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圣驾南巡，途经峄县。圣驾光临，这对一方地方官员来讲是件诚惶诚恐的大事，讨得皇上的欢心，仕途无可限量；要办不好，皇上必然降罪。所以皇上所到之处，地方官员们都会想尽办法，博得皇帝及其身边重臣的欢心，且借此搜刮民财，征用民间的物品器具也是常有的事。而刘镛却是爱民如子，不以此事扰乱老百姓的生活，增加他们的负担。刘镛不动声色地准备着皇帝亲临时需要的一切物品、器具。当这些器物准备齐全时，老百姓还不知道皇帝要来了。

虽然只是一个芝麻大小的地方官，刘镛却有一副不畏强权的硬骨头，而与权贵对峙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老百姓的利益。

刘镛在任期间，驻守在峄县的兵士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干了许多违法的事情。当他们有事到县衙报告时，却往往摆出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刘镛一怒之下，将驻军祸害百姓、目无法纪的事禀报了上级官员，把驻军的主要军官罢免了。

当时峄县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成了战乱的重灾区。百姓逃难，田园荒芜，良田亩数不足以上交供奉，皇帝急令招募垦荒的人。而此时，当地驻军有一位名叫李山的左都督，有权有势，权倾一时。他的奴仆仗势欺人，非常蛮横，借机强占了无以计数的民田。刘镛传左都督李山到县衙大堂讯问。没想到李山居然旁若无人地径直走入大堂，在大堂上两手往后撑地仰面坐在地上，强词夺理，出言不逊，甚至与知县刘镛顶撞起来。刘镛非常愤怒，喝令衙役把这个无视王法、欺压百姓的无耻之徒投进了监狱。然后，刘镛将他的种种罪状整理好，向上级报告，奏请皇帝削去李山左都督的官职。从此，在峄县驻守的兵勇们皆有所收敛，不敢再胡作非为了。

刘镛在任时，类似这样不畏强权，捍卫百姓利益的事不胜枚举，而刘镛最终也是因此得罪了权贵，被罢免了官职。

康熙三十年（1691），罢官后的刘镛，没有银钱回故乡安家，手中的积蓄不够在县城购买住宅，只能到运河南岸花山子村定居，成为普通的庄稼人。刘镛去世后，百姓从四面八方前去祭奠，并在峄县城西门外的路边为刘镛立了一座碑。过往百姓常常睹碑思人，抚碑流泪，该碑因此被称作“堕泪碑”。刘镛的后人非常想找到这通碑，但是在历史的风尘中，这通碑早已不知下落。

关于“刘镛斗李山”和“堕泪碑”的故事，至今仍在百姓中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