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家为国 舍命为民
王鼎铭（1772—1832），字新之，号彝轩，山东峄县郭里集（今属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镇）人，清道光年间湖南新田县知县。他以勤政廉洁闻名新田、峄县，更以慷慨赴死震惊朝野，道光皇帝连下四道圣旨予以褒奖，新田县人民自发为他修建王公祠堂。其事迹先后收录于《清史稿》《峄县志》《新田县志》《枣庄市市中区志》，并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入人物传。
王鼎铭出身于书香门第，世代在地方为官，家境殷实。曾祖父王士楚为贡生，祖父王灼为乡饮宾，父亲王鸿基为监生。自幼聪慧勤学，品行尤佳，外受师训，内奉母仪，博览文典，文武兼备，常怀精忠报国之志。15岁入郡庠就学，19岁食饩乡举，20岁第一次县试考取第一名，21岁参加县试选为贡生。22岁第一次会试失败，后多次会试均不第。23岁开始创业治家，务本重农，家资渐厚。24岁开设中药铺，悬壶济世。26岁开始学兵法，尽读兵家秘笈。28岁与父亲一起开设粥棚赈济灾民，后10余次在灾荒之年搭建粥铺，开仓放粮，赈济百姓。36岁在家乡设校授徒，培养桑梓弟子。39岁援例得授内阁中书。40岁充武会试同考官，后被提拔为主考官，选拔出一批优秀的武生员。43岁加捐主事，后因母亲年迈，被允许暂时归里，侍奉老母。之后，仕途一直不顺，返家“穷则独善其身”。垦荒置业，集山货北运京津，销煤炭南漕余杭，传沪宁丝织于桑梓，引江苏桑麻植峄地，家家养蚕，户户纺织，民丰俗正，民安乐业。大荒之年，几次免去南北洛、兰城店等村的地租，对困难村民进行购买种子、赠送食物等救助。出钱架村东石桥一座，路人称道。求古方广散麻痄药饵，痊活者甚众。视孤儿外甥张诗载为己出，尽心抚育其成才出仕河南。待塾师叶学博为上宾，出资赡养直至病故，并厚礼殡葬。时常排忧解难于乡邻，为民请愿于署衙，扶弱济贫，乐善好施，惠及乡邻，深孚众望。
王鼎铭禀性善良，为人实在。一次在赴京赶考的旅店里，不期而遇因病被困的潍县考生陈官俊。颇识医术的他尽心为陈官俊诊脉、抓药、熬药，待陈痊愈后以马匹相赠，二人结伴同去京城赴试，一路照顾。陈攀宫折桂，他却名落孙山。陈仕途顺畅，后任礼部、吏部、工部、户部尚书，成为嘉庆、道光皇帝倚重的近臣，并多次举荐王鼎铭，他均以“父母在，不远游”为由婉言谢绝。陈认他的儿子王泽溥为义子，并让王鼎铭代替奉旨到外省十几个县巡察库房。面对巡察库房这个肥差，他不为所动，不仅没有中饱私囊，反而卖了100多亩地，解决跟他巡查库房随员的各项费用，用倒贴钱财办法忠诚完成朋友所托之事，更加赢得陈的信赖与尊敬。
清道光九年（1829）秋，王鼎铭的父母已经仙逝，两个妹妹也已出嫁，陈官俊再次推荐他为湖南新田知县。此时，他虚岁已有59，本该在家颐养天年，而毅然前往3000多里外的偏远之地做官，足以看出他“治国安邦平天下”“舍小家为大家”的远大抱负。于是，他把偌大的家业交于妻弟打理，离别妻子、儿女，带着书童和仆人，从运河坐船至长江，然后从长江溯水而上。下船后，从湖南桂阳州开始，他脱下官服，换上便装，一路步行探察民情，进入新田县境。未入县衙之前，他夜宿城隍庙，对神发誓：“尔理阴，我理阳，自今以往，仗尔灵，启我心，令有不职，神其殛之。”既入县衙，他谢绝士绅们为他准备的官宅，只在大堂的偏僻处，搭建了一个简易帐篷，作为自己的休憩之所，并明令下属官吏不得随意进入，而平民百姓则可以直接进来申冤鸣屈。
到新田任职后，王鼎铭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衙门作风。他规定，衙门口两侧站岗的衙役一律裁撤，仅保留大门内厢房一名人员值班。百姓进衙门办事，不得盘问、阻拦。衙门大堂两侧抓差办案人员精简后，留下人员撤到幕后听候指令。县衙内所有官吏差役须忠于职守，不得随意串岗走动、嬉戏聊天。
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约法三章：民来告状，立予判决，不得随意拖延；如需调查，限以旬日，不得虎头蛇尾，糊弄百姓；自己动手，事必躬亲，不得偷懒耍滑，委托他人代劳。外出时，从不鸣锣开道，不摆县太爷的架子，只带一仆一役，食用自备，从不扰民，也不接受百姓的礼品、宴请，平日粗茶淡饭。购买东西，均按当地市价付钱。
在新田县任职的近3年时间里，为使办案准确、公正，他不分寒暑、夜以继日地剖析案情，遇到疑难问题则微服私访，待查清事实后才肯罢休。经手所办案件，从未出现过差错，因此赢得了当地百姓的称颂，人称“王青天”。
当时的湖南新田是一个穷地方，当地流传的民谣称“新田苦，苦新田，人畜用水贵如盐，旱死蛤蟆饿死鼠，有女莫嫁到新田。”王鼎铭上任后，关心百姓疾苦，经常劝谕百姓勤勉农桑。根据新田县“穷山恶水、十年九旱”的恶劣自然条件，他因地制宜，鼓励人们开垦荒山，筑坝拦水，兴修水利，解决人们生产、生活用水问题。他还非常重视当地教育发展，筹集资金兴办官学，发展私学，使更多平民子女得以读书受教。在县试录取过程中，他秉公办事，执法严明，使大批品行端正有真才实学之人走上仕途。仅用不到3年的时间，将新田治理成“月印干潭，六房如水，阳回大地，万户皆春”。而这一切，靠的就是他的施政理念——“天理、国法、人情”。
根据《峄县志》和《新田县昭忠祠王鼎铭事略》记载，王鼎铭上任后，首先做民风教育，办夜校、开义学，每逢朔望之日，他都亲自讲学，并在圩镇村坊路口竖立起“天理、国法、人情”六个大字的石碑，用以教育百姓。他还将皇帝的旨意、法律条文、当地流传的格言等编印成册，发给百姓阅读，避免百姓因无知而触犯刑律。
遇到旱涝灾害，他总是急百姓之所急，其“披枷求雨”的故事至今还在当地流传。到新田的第二年夏天，新田久旱不雨，地里的禾苗多被旱死，百姓面临大灾之年。他心急如焚，天天到城隍庙求雨，但未能如愿。之后，决定亲自披枷，向老天求雨。于是，在炎炎烈日下，人们看到他身披刑枷，跪在地上，哭泣求雨。到了晚上，天空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百姓欢呼雀跃，衷心感谢这位知县大人，赶紧将疲惫不堪的他抬进县衙。虽然并不是他的行动感动了上天，但他急民所难的诚心却感动了新田的百姓。
王鼎铭德行彰著，受到当地百姓的敬仰。有人搜集其政绩言行，准备编辑成册刊印、散发，他知道后坚决制止。再三表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做的，不足以宣扬，并希望百姓们能给他多提意见和建议，共同把新田县治理好。
在新田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灾后，面临无款可赈的危局，王鼎铭派人回山东老家变卖部分田地，筹款救济新田百姓。枣庄有首民谣：“卖了南北洛，家产没觉着。卖了兰城店，家产去一半。”说的就是他的事。
他为官期间共变卖了三次田产。其中在京城任巡库时一次，在新田任内两次。新田任内第一次卖地，是清道光九年（1829）刚到新田任知县的时候。那时，新田大旱，灾情十分严重，老百姓逃荒要饭，流离失所。他派人回家，变卖了自己的南洛、北洛田产。之后，他在新田沿途搭建粥棚，并在全县农村广建塘坝。在新田，至今还有很多以塘命名的村庄，可见当年修建的塘坝之多。
新田任内第二次卖地，是清道光十年（1830）。为了彻底解决新田的贫穷落后问题，解决少有所学、老有所养等问题，他决心创办童子军和众善堂。为解决这部分经费，他除了在本县筹集资金外，又派人到家乡卖掉了兰城店的土地。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一个封建官吏不贪已是难能可贵，再把自己的家产卖掉，为老百姓办事，恐怕古今少有。
清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湖南江华县瑶族首领赵金龙率众起义。当时朝廷正准备选任王鼎铭为山西潞安州知州，抚台将他招到省城去商谈任职一事。闻听赵金龙率瑶民起义，他顾不上与抚台细谈，连忙回到新田县。为防止新田县瑶民盲目跟从，他不顾旅途劳累，顶风冒雪游走于山间瑶寨，劝说瑶民，他一个人跑不过来，就找来六位与他容貌相近的人，穿上官服，分赴各瑶寨做群众工作，使当地民心很快安定下来。他还邀请瑶族首领到县衙做客，讲明国家动乱百姓更苦，唯有社会安定，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的道理。他召集士绅、乡民，组织队伍，制造武器，加强城防。没过多久，赵金龙的部队逼近了城防较差的新田县城。他让城内百姓到城外躲避，而自己却穿好官服，端坐于大堂之上，静候敌军的到来。并在书案上大书：“尔果与我新田为仇，当杀我，勿伤我百姓。”甘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百姓的安全。并指着准备好的绳索对手下说：“城亡，吾舍此无别策矣！”他视死如归的举动感动了当地百姓，远近百姓争相报名御敌。第二天，就集结了1万多人的队伍。他将众人兵分四路，合击驻扎在距县城不远的查林铺的敌人，首战告捷，俘获19人。战斗中他身先士卒，骑马冲在队伍的前列。次日，队伍行进到距查林铺几里远的牯牛岗，他察觉四周没有动静，料有伏兵，赶忙止住兵马。果然，没多久，伏兵四起，赵金龙的部队将他带领的乡勇、官兵围困在当中。赵金龙的部队平日训练有素，并久经沙场，而乡勇、官兵大部分都是新招募来的，多不习战，匆忙对阵，立即溃不成军。他看到乡勇、官兵死伤众多，大恸詈曰：“奈何杀我百姓？”不料被敌军炮火击中，受伤落马，敌军遂上前将他擒获。他仍然痛骂不止，敌军挖去了他的双眼，又割下了他的首级，扬长而去。
赵金龙的部队攻下新田县城后不久就撤走了，百姓们慌忙寻找遇害的王鼎铭，在窝塘找到了他的首级，在牯牛岗寻到了他的尸体，抬回城隍庙焚香哭拜，以礼成殓，百姓们闻之后无不痛哭。
清道光十二年（1832）三月，道光皇帝降旨旌表，称赞王鼎铭“学通载籍，文武兼备。珥笔生华，会赋窈窕文章；金戈凝霜，堪作干城之寄。”其功劳惠及父母、妻子，褒奖祭葬入昭忠祠，并被授予云骑尉世职。湖南新田至今对他有口皆碑，赞誉他“才高八斗惊北国，德重五岳播南疆。”被湖南人民誉他为之“勤倾民生，廉为吏范”。王鼎铭的亲属赶往新田县处理丧事，途中历时93天，行程2000多公里，将其灵柩运回故乡峄县，安葬在今市中区西王庄镇赵庄村北。王鼎铭墓园，已经成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枣庄市市中区爱国主义、廉政教育的重要基地。
（摘自枣庄市古代廉吏纪念馆《王鼎铭事迹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