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琴戏原称“拉魂腔”，顾名思义，可以想见曲调之优美、旋律之动听，足以让人丢魂失魄，如痴如醉，民间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拉魂腔”的魅力：“拉魂腔一来，大闺女跑掉鞋；拉魂腔一走，闪倒了十九”、“
死了别埋，拉魂腔还来”、“为听拉魂腔，多跑十里也不枉；为听拉魂腔，错抱枕头去南庄”、“拉魂腔，拉魂腔，不怕你不来，就怕我不唱”、“绿豆米饭羊肉汤，旱烟袋和拉魂腔”、“听了拉魂腔，啥肉都不香”、“村村琵琶响，户户拉魂腔”等等。关于“拉魂腔”一名的由来，有个有趣的传说：一个名叫小花的媳妇听到村头锣鼓响，抱起熟睡的婴儿就去看《喝面叶》，看戏过程想起了要给孩子喂奶，结果却发现怀中抱的竟是一个长尾巴的南瓜，急忙沿着原路寻找，到了曾拌倒自己的南瓜地，发现了自家的枕头，又急忙奔回家中，发现孩子正在床上呼呼大睡呢！此说虽然无从稽考，却也形象地说明了拉魂腔的感染力之强。因此，拉魂腔又有“拌倒小大嫂”、“拴老婆橛子”之戏称。也有人认为之所以叫“拉魂腔”，是因为女腔的下句腔后有上行七度的拉腔。当然，也许是我们都理解错了，因为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先辈艺人为了糊口在农村装扮神汉巫婆给人消灾祛病和开财添丁而跳端公，设坛哼唱舞蹈，为事主还愿祈祷，故称“拉魂腔”。
拉魂腔是苏北、鲁南、皖北、豫东等地的一种十分流行的地方戏曲，或者说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的一种戏曲形式，它流行的具体地区包括江苏的徐州、铜山、邳州、睢宁、新沂、赣榆、东海、宿迁、泗洪；山东的临沂、郯城、苍山、莒南、费县、临沭、枣庄、峄城、台儿庄、滕州；安徽的宿州、砀山、萧县、淮北、濉溪、泗县、灵璧、五河、凤阳、蚌埠、明光、滁州、涡阳、蒙城；河南的永城、虞城、夏邑，流布人口大约三千万。拉魂腔一直未能走向全国，局限于苏鲁豫皖交界处，一直以“土”而著称，土生土长、土里土气、土腔土调，但也正因为它的土，才更具有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成为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特有的文化遗产，见证了这一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体现了这一地区人民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那么，既然叫做拉魂腔，为什么今天又改叫“柳琴戏”了呢？事情是这样的，建国以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准备在上海举办一次华东地区的戏曲会演，并要求各个地区把要表演的剧种汇报上来，当时的徐州决定把“拉魂腔”作为一个剧种推出去，但又觉得“拉魂腔”这一名称太俗、太土，而且容易与其他地区重名，体现不出地方特色，因为当时苏鲁豫皖交界处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又不好统一，因此，徐州市文化部门决定给“拉魂腔”改一个名字，在广泛听取艺人的意见后，以拉魂腔的主要伴奏乐器柳叶琴为依据，将“拉魂腔”正式命名为“柳琴戏”。一九五四年九月，上海市举办了华东地区戏曲会演，这一名称正式启用，此后，山东临沂地区、枣庄地区和河南东部也沿用了这一名称。而江苏的淮阴地区、海州地区则把原来的拉魂腔改名为“淮海戏”，安徽省则把它改名为为“泗州戏”，主要是因为华东地区戏曲会演时，当时演唱拉魂腔的名角李宝琴等人是泗县人，因为“泗县”古称“泗州”，而且安徽拉魂腔的调子也有泗州调，故名“泗州戏”。
虽然“泗州戏”自成一名，但安徽的“泗州戏”研究者和艺术家们都承认“泗州戏”与鲁南、苏北的“柳琴戏”是名异实同的姊妹艺术，安徽的“泗州戏剧团”进入徐州市演出的时候，仍然改用“柳琴戏”的名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蚌埠市还拿出三十万元，挑选三十名学员到徐州市柳琴戏曲学校进行三年的正规学习。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基本明白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柳琴戏、淮海戏、泗州戏其实都是原来的拉魂腔演变而来，它们的本质都是拉魂腔，当然，由于分属不同行政区域，又经过了五、六十年的演变，加上各地有意识地追求自己的特色，它们在今天已经不能被看做是一种戏曲了。
有鉴于此，“柳琴戏”今天已经特指鲁南、苏北一带的戏曲形式，而大运河又从这一带流过，因此，我们今天主要来讨论一下“柳琴戏与大运河以及台儿庄”的关系。我们这里所说的运河是有特定含义的，特指“京杭大运河”。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运河不止这一条。据史书记载，从春秋后期至隋朝，中国境内曾经出现过具有一定规模的运河二三十条，例如吴王夫差时开凿了邗沟，魏惠王时开凿了鸿沟，秦始皇时开凿了灵渠，汉武帝时开凿了漕渠，曹操时开凿了白沟。只不过这些运河长度有限，功能单一，辐射区域狭窄，往往局限于小小的诸侯国，不能在全国形成一个水运系统。只有到了隋炀帝时，才开采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这就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主要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部分组成，宋时又加以培护、修缮，只不过此时的“京杭大运河”与鲁南、苏北、台儿庄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条运河从山东西北部的临清擦肩而过，取道洛阳。直到元代，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元代开凿了通惠河和会通河，把京杭大运河改道拉直，这时的“京杭大运河”才经过鲁南、苏北地区，不过，这时的“京杭大运河”仍然与台儿庄无关，因为这时的大运河经过沛县、徐州进入黄河故道，不经过台儿庄。直到明代后期的万历年间，原来经过沛县、徐州的运河经常因为黄河泛滥而造成河道淤塞，有识之士建议开凿南阳新河和泇河，使原来由沛县、徐州入黄河的路线改为经过夏镇、韩庄、台儿庄，再进入苏北的邳州。这样，黄河和大运河彻底分开，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河道的淤塞，此后，又经过了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有效治理，大运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了南北物资运输的通行无阻，因此，运河流经地区及其辐射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纵贯南北的特殊的地理区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空前繁荣，从事河道、漕运、税收管理的官员常驻运河沿线的大小城镇，十几万漕运兵丁来往运河，数以万计甚至十几万计的民工几乎每年都要从事河堤修筑、河道疏浚、闸坝建设，难以数计的农民离开农村来到运河码头、舩闸从事拉纤、搬运、商业、餐饮、服务行业，所有这些，从根本上改变了运河区域的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使运河区域出现了迥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
在这种形式下，许多地区由原来的名不见经传而发展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例如，鲁西南的济宁，不仅是主管山东、河南河道总督衙门所在地，而且被升格为直隶州，成为“京杭大运河”在江北的第一大码头。同样，枣庄地区的台儿庄，原来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远落后的小村庄，自从开凿了“泇河”以后，这里迅速地繁荣起来，漕运迅速地将这里变成了商品交换、文化交流的地区，使其很快成为负有盛名的小城镇，这里不仅是漕运枢纽、水旱码头，而且成长为苏鲁豫皖、乃至江淮浙沪的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各地的商人纷至沓来，纷纷在这里购置房产、兴办实业，河道上舟楫如梭，帆樯如林，街头巷尾丝竹之声不绝于耳。
卓凯、胡慧春《论运河文化的历史功绩》，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说的：“在一些运河重镇还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都市文化区，像北京的天桥、扬州城北的虹桥，济宁的东南隅，都有集演戏、说书、游戏于一处的娱乐区。娱乐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运河地区的戏曲发展，从扬州到北京汇融各地戏曲精华形成了为各地认可的花、雅两大部，同时形成了数以千百计的戏班。”这里所说的济宁东南隅就包括台儿庄，一些资料的记载也能说明这一点：“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在这里，运河花鼓、渔灯秧歌、运河号子十分兴盛，拉魂腔也是其中之一，而且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拉魂腔还吸收了运河岸上的拉纤号子，因此，拉魂腔还有一个别名叫做“拉河腔”。
运河不仅在艺术上滋润着拉魂腔，而且在物质上滋养着拉魂腔。清代京杭运河最兴盛的时候，每年通过运河的漕量多达四百万石，过往船只达七千七百多艘。《峄县志》上记载说，江浙湖广的漕粮船只数千艘都要经过峄县境内北上，商人、旅客每年来来往往，不绝于河，奇珍异货多如牛毛，当地的居民有人因为经营这些奇珍异货而得以养家糊口，与此同时，本地的麦子、大豆、煤炭都通过运河流转外地，行销数千里，其中的差价很大。运河两岸的鲁南、苏北地区在运河开通以后，农业生产结构因为商品的刺激而得到调整，实现了谷、麦、豆的组合复种，因为南方的需要，大豆、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得以扩张，干鲜果品的种植也是如此，峄县、滕县“梨枣弥望”。清代光绪年间，枣庄煤田得以大面积开采，峄县“中兴公司”成立，大量的煤炭通过运河远销外地，运送煤炭最多时每年达一百多万吨。经济的发展，为“拉魂腔”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运河两岸的拉魂腔戏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清末民初，枣庄市的“拉魂腔”戏班已经增长到二十多个，其中较大的戏班如孔庆河班、卜端品班、孙殿文班、华继云班等都购置了简陋的戏箱。由于班社众多，不免出现种种纠纷，因此需要一些有名望的人出来调解纠纷，1900年前后，在运河两岸出现了四位名人，被称为“四霸首”：东霸姚立伦，峄县人；中霸李金山，也是峄县人；西北霸张存如，滕县人；南霸王永金，邳县人。这四个人来往于鲁南、苏北运河流域，联系业务，排解纠纷，对于拉魂腔市场的健康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仅台儿庄一镇就活跃着将近十个拉魂腔戏班。枣庄地区“拉魂腔”史上的许多名角都在这个时期被造就出来，例如孙殿文以旦角著称，卜端品以鸭子丑角名噪一时，人称小红袄、小喇叭的卜玉萍以坤角驰名，马学成、孙玉堂以唱功为好。
各地客商通过运河辗转贸易，使得运河沿岸的流动人口数量大增，外来人口数量往往超过当地居民，人口的增加为“拉魂腔”提供了大量的观众，观众的需要反过来又促进了“拉魂腔”艺术的发展，台儿庄过去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和十八都要举行隆重的“泰山庙会”，五月初三要举行“准提阁庙会”，五月十三要举行“新关帝庙会”，届时，方圆百里甚至运河上下千里之外的僧侣、香客、商贾纷至沓来，南腔北调，摩肩接踵，十分热闹，各类民间艺人竞相献技，你方唱罢我登场，“拉魂腔”也趁着这个机会，纷纷登台表演，为观众献上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快餐。
另外，“拉魂腔”艺人除了在本地演出外，也借着便利的运河，主动走出去，到外地去演出。例如，在安徽北部，拉魂腔艺人往往通过陆路流动过去。安徽南部基本上没有。但令人奇怪的是靠近安徽东部一线却留下了“拉魂腔”的足迹，仔细一看地图，就会发现这几个地方如泗阳、灵璧、宿县、蚌埠、滁县都靠近京杭大运河一线，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现象，显然是运河文化影响的结果。建国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拉魂腔戏班姚家班就曾与新沂季良奎、季艳秋、李春生等人合作，沿着运河到过南京、上海演出。
运河除了给广大的沿河区域人民带来福音以外，也曾经给他们造成很大的伤害。嘉庆以后，吏治腐败，河工废弛，黄河频繁决口，造成运河河道淤塞，嘉庆六年，黄河在丰县决口，洪水冲入微山湖，穿入运河，大量泥沙沉积，致使河道淤塞，咸丰六年又一次决口，《枣庄运河》记载，民国二十四年（1935）七月，黄河决口，冲毁运河堤坝，洪水不仅使当年颗粒无收，而且第二年各村农民依然无法下地耕种，当时的台儿庄一片汪洋，四门可以停靠船只，小船可以穿街走巷，房屋大批倒塌，积水两年才消退，灾民流离失所，只好背井离乡，依靠乞讨度日，一些“拉魂腔”艺人或班社为了生存，纷纷离开家乡，到外地演唱。“拉魂腔”早期还有一个名字叫“唱门子”，这应该就是乞讨留下的印证。许多“拉魂腔”艺人还在外地收徒传艺，有的甚至定居外地。
建国后，“拉魂腔”改名“柳琴戏”，鲁南、苏北运河流域，柳琴戏剧团又迅速发展起来，如枣庄市柳琴剧团、滕县柳琴剧团、台儿庄柳琴剧团、徐州市柳琴剧一团、二团、邳县柳琴剧团、睢宁柳琴剧团。至于业余剧团更是不计其数，例如1975年，仅台儿庄全区就有业余柳琴剧团147个，五千人登台演唱柳琴戏，形成了“村村锣鼓响，处处柳琴声”的局面。
总之，“柳琴戏”是鲁南苏北运河流域盛开的一朵艺术奇葩，没有运河乳汁的滋养，不会开得如此鲜艳。如今，随着大运河申遗工作的进行、随着运河古城的建设，我们相信，柳琴戏将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